今天，喝一瓶“纯净水”，恐怕是最普通不过的事了，但我常常舍不得马上扔掉喝完的塑料空瓶。这份小小的敬意里，藏着一段遥远而难忘的“喝水”记忆。

      1968年秋，我插队金坛罗村乡张家村。这是一个贫穷闭塞的自然村落。村上没有一间瓦屋，也没有电灯和“自来水”。乡亲们喝的水，大都直接取自离家不远的河塘里的水。村上有好几个河塘，这些大大小小的河塘，其实都是“储存雨水”的“容器”，并不与外河相通。淳朴的乡亲，为了照顾知青吃水方便，特地将我们的茅屋预先建在全村最大的“圆塘”（直径约30米）附近。距离圆塘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狭窄的“长塘”，夏天和秋天，我们常在长塘里洗澡游泳，锻炼身体。

      圆塘很美，三面环田，青黄不一，紧靠村边的一侧，杂树杂草又高又绿。乡亲们在塘边架一块四五尺长的青石“跳板”，向前伸到水中。每天早晨，住在前半村的男女老少，几乎都要到这个石板“码头”上来挑水、淘米、洗菜、洗衣服；嘻嘻哈哈，有说有笑，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我家距离码头最近，取水不用肩挑，只要用桶在水中一荡，一手拎起水桶，走七八步路进屋把水倒进水缸即可。然后，照老乡教我们的办法，在水缸里放点明矾，用小竹竿搅几下，一缸“干净水”就算“制作”完成。公社发给知青的水缸很小，只能盛两小桶水，其中半桶水因为有明矾沉淀下来的脏东西必须倒掉，所以天天取水换水，成为我们必做的功课。

      刚下乡时，我们还烧点开水喝。但不久，盛放开水的竹壳水瓶就成了“摆设”，因为烧草太金贵了，年终生产队分给我们的烧草，别说烧水了，光烧饭也只够烧三四个月。我们只好“入乡随俗”，和老乡一样：在家基本不喝“开水”，在外习惯直饮“生水”。当年，公社号召种“双季稻”。炎夏“双抢”，酷暑难耐，在发烫的水田里栽秧，人人汗流浃背，唇干舌燥。这时，会有人从附近河塘里直接提水送到田间，水一到，大家一拥而上，抓起葫芦瓢，咕嘟咕嘟就往肚子里灌水，那塘水清凉煞渴，沁人肺腑，只是喝到后来才感到有股河泥的味道。但我们内心非常自豪，觉得自己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又前进了一步。

      欢快的生活里，一切都是单纯和美好的；但下乡的新鲜劲儿一过去，遗憾与缺陷，便在“审美疲劳”的眼睛里慢慢呈现。我们发现，平时看上去很“干净”的圆塘，其实“不洁”的隐患很多。乡亲们虽然天天在喝塘里的水，却也经常在塘边洗刷浇菜的粪桶、挑猪粪的簸箕、装化肥的蛇皮袋、喷农药的喷雾器和妇女儿童大小便的“马子”等。起码的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水里肯定含有有害村民健康的病菌和化学残留物，是不能随便喝的。我们把这个严重的“担忧”告诉队长，并建议吃、用水一定要分开。队长听了，不以为然地笑笑说：“没关系，村上哪个乡亲不是喝塘水长大的？现在不都活得好好的吗？”他拍拍我们的肩膀，半是安慰半是调侃道：“乡下人命硬，不像你们城里人娇生惯养，怕这怕那。”

      没有争论，也没有质询；没有“激辩”，也没有“驳难”。队长一句话，说得我们哑口无言，很多激动人心的“合理化建议”也只好烂在肚里。譬如，可在村中打几口井，专供村民吃水；可在河塘边竖立标牌，提倡文明用水；我们甚至还设想，大家凑钱买一台简易显微镜，让每个村民亲眼看看水中肉眼看不到的病菌。

      队长的从容与自信，令我们感到“惭愧”与“动摇”。是啊，乡亲们能喝的水,为什么知青会怕喝呢？是不是我们太爱惜自己的身体、太高人一等了？我们的“担忧”是不是一种“像煞有介事”的庸人自扰？我们一味关注塘水的“干净”与“肮脏”，是不是有悖于贫下中农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是不是偏离了“关心国家大事”的革命大方向？

      乡间生活很苦，下田、挣工、缺吃、少穿、前途、回城，这些 “近忧远虑”，远比喝水要重要得多；我们在沉重的生活中渐渐麻木，面对每天都要进入自己身体的疑似“不洁”的塘水，不再追究，照喝不误。那时我们依稀觉得，度日和成长，就意味着接受不完美的环境和自己。不过，夜深人静，有时也难免会有一种莫名的“后怕”。这种神秘的恐惧，仿佛是另一种语言，无法向别人倾诉，只有圆塘似乎在静静倾听，默默地表示歉意。

      最近，我读到一本有趣的书，是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写的《洁净与危险》。这位女科学家认为：“脏”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空间里关乎位置的概念。所谓干净与不干净，脏与不脏，不仅是自然科学范畴的问题，更是一个文化习惯与文化习俗的问题……这些新鲜见解，在我回首“喝水”往事时，赋予我新的眼光，我变得比以前更客观、清醒和宽容；对过去岁月中常年喝“生水”的乡亲，也有了更多的同情、理解，甚至心存感激。

      当年队长固执的“塘水无害”论，其实实在是因贫穷而无法改善吃水现状的“生存认知”，作用在它里面的文化，虽说有点“眼不见为净”或“不思进取”的意思，却没有什么迷信愚昧的荒谬成份，不过是诚实而心酸的“以身说法”而已。而我们质疑“塘水不洁”的“文化依据”，则是“常识”，但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贫穷和“权力”，竟可以如此方便地阻挡和改变它。不过，我们也为自己感到难过，惭愧当年没有坚持常识的勇气与能力。

      去年，我和当年的插兄插妹重访罗村，熟悉的乡亲很多已经故去，住过的茅屋也早已无影无踪，但40多年前的“圆塘”依然在阳光下闪烁，平静如镜，恍若当年。只是现在家家户户都装了自来水，再也没人去喝它的水了。贫穷、落后、封闭的“空间位置”，被富裕、文明、开放所替代，“小康文化”改变了乡亲们关于塘水“干净或不干净”的定义，“常识”终于又回来了。

      抚今追昔，我对今天随处可见的“纯净水”，总是心怀敬意，甚至把它看作是人们“借水重生”的时代巨变的标志。而我同样心存感激的是：当年老乡教我们的“明矾净水”方法，毕竟也有点“科技含量”；所以，客观地说，我喝了将近10年的塘水，也不能全说是“脏水”，起码可以算是一种聊以自慰的初级阶段的“处理水”。

      如今，水的“饮用标准”仍在不断提升。据国际卫生组织（WHO）报告，水体中已检测出2221种污染物质，其中不乏数十种致癌物、促癌物和数百种微量有机物。人们对“干净”的自来水似乎也不放心了，这种集体追求品质生活的时代“恐惧”，证明我们当年的“担忧”不无道理，甚至还重新勾起我们一种隐隐的“焦虑”：当年喝塘水的“潜在伤害”，会不会到今天才出现“后果”呢？

       然而，当我把这段喝水记忆中令人欣喜和难过的往事，慢慢写出来之后，我似乎在自己与那曾经伤害过我的真实之间，找到了一段安全的距离，内心坦然而平静。水在人的身体里更重要的功能是新陈代谢，它能把人体有害物质借着水排出体外，如果实在还有无法排出体内的东西，那就让它成为一种经历的“凭证”和精神的“养料”吧。

      人老而有点精神，对自己身体健康的影响，或许比水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