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州，说起“南秧街特二号”这个地方，99%的常州人不知道它在哪里。要说丁堰的大明厂或常州国棉四厂，知道的人就不少了。南秧街特二号，就是常州国棉四厂的厂址。这地方原来有个庙，叫“剑井寺”，我不知道这“剑”，与常州的先贤季札封剑的故事是否有联系。我知道的历史告诉我：抗战胜利，当时的民族资本家刘国钧先生，为补偿抗战期间结婚的女儿刘璧如女士的嫁妆，买下了丁堰东面的原“通成纱厂”那片土地，给女婿查济民先生办纺织厂。计划规模是一万纱锭，200布机，还有一套印染设备，厂名曰“大明纺织印染公司丁堰工厂”。后来，纱锭、布机到位，印染设备在运输途中。此时解放战争的炮声，已近江南。也许是查济民先生当时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就指挥那套印染设备直接转运香港九龙，才有了后来的“香港新中国染厂”。戏剧性的是，当时负责押运印染设备的公司职员张志庚，竟然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帮助资本家转移设备去香港”这事，如果拍成影视剧，不知如何理得清这“榫里卯里”的关系。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在常州市政府驻上海联络处工作时，遇到原市委统战部部长伍尚明，是他告诉我，解放后查济民还到过南秧街特二号，只是没有公开成行。伍部长陪查坐车在厂里兜了一圈，查先生只是在看到筒捻车间边上水塔上“大明厂”三个字，感慨地说了一声：“还是大明厂啊”。

     坐7路公交车，到南秧街站下车，就到了“南秧街特二号”，这里现在是上市公司天虹纺织的一个生产基地。厂门外那棵歪脖子老榆树，曾经是我们保卫科西北角上的一棵大树，那时树上还挂了一条两尺多长的钢轨，每到上下班时间，门卫钟锡荣师傅，就会用铁锤敲响那条钢轨。清脆悠扬的敲打声告诉人们，该上班了，可以下班了。在城市化推进的大潮中，城市的基础设施大力扩张，南秧街特二号前那条路拓了又拓，原先在工厂大门里面20多米的大树，已经被拓展到厂门外站岗。我知道她认识我，每当我路过那里，都会深情地向她行注目礼，她也会婀娜起舞，在微风中向我招手致意。

     进厂门主干道两旁，是两排约50公分胸径的香樟，枝繁叶茂。那年工厂修整厂容厂貌，拆了大门口的那排办公用平房，盖起了四层楼的办公楼，放宽、拉直了从大门口到保健站的那条主干道，在路边栽下了两排胸径不到15公分的香樟树。那树苗，还是当时基建科负责人S先生，带着我和Z先生，到红梅公园采购的。当年的树苗，如今都成了参天大树，树冠遮天蔽日。而Z先生却在一场工伤事故中逝去，曾一度让我唏嘘不已。现年八十八岁的S先生还是照常乐天，自诩是“两园园士”，早上在红梅公园茶室喝茶吹牛，下午小酣后，又带个水杯，在兰园与一帮老人一起“嚼蛆”，“南海风云”、“反腐风暴”地胡吹，忙得不也乐乎。S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商潮中果断下海，掘得第一桶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现在，他每年都请我们几个“老同事”吃饭，畅叙友谊，回忆南秧街特二号那些事儿。

     从厂门口向北300多米，就到了原工厂保健站。可不要小瞧了那一排几间青砖灰瓦的平房，它是虞立照先生的手笔。据传，虞立照先生是民国期间到美国读研，学习土建工程的两个半博士中的一个，在大明厂设计百十平方米的平房，真是屈才了。据说，当年建筑工人根据虞工的设计和用料预算进料，盖好房子后，只多了十几块砖头。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落实政策的大潮中，虞工被上级部门直接调到镇江公路养路段搞设计，当时我在组织人事部门，这事儿门清。

     工厂大门的西边，是一个水泥灯光篮球场，我曾经在那里经历过无数场鏖战。您不会明白，这个其貌不扬的球场，是球迷供销科长徐乾惠先生，利用手中的“物资权”，用二十包水泥的代价，委托另一个球迷徒弟金仲嘉去修的。金师傅为了修好这个球场，自己贴了香烟，“贿赂”瓦工头头，又搞了二十七包水泥，修成了这个球场。那用废旧瓷瓶排列的标线，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每次球赛都要划线的麻烦。这个创举，当年财大气粗的戚机厂体协都来学习。金师傅现在说到这事儿，还是眉飞色舞，喜形于色。

     大明厂的主要技术、管理骨干，大部分来自四川重庆北培大明厂。别看大明厂的规模，在大成一厂、大成三厂、民丰厂等纺织厂后面，但它的架势和派头，丝毫不差。总经理査先生很少到厂，襄理杨东圃和谢祖贻，也是家住上海的富人区襄阳路别墅，平时办公在西灜里，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人力黄包车，车夫就是后来在厂办当通讯员的老韩。那次，杨、谢两人从上海坐火车到常州，火车上，杨、谢就开始打赌，主题是：一会儿老韩拉我们从火车站到西灜里要多少时间？谢说起码20分钟，杨说一定不用20分钟。那天老韩用15分钟的时间，拉着两个襄理，从火车站跑到西灜里。两个襄理输赢如何不得而知，老韩的奖励是一斤红烧猪头肉。

     大明厂在上海的办事处，是北京东路2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度是上海市广电局办公地点。办事处的几个成员，有文书H先生、财务S先生、采购Z先生等。其中H、S、Z三位先生是至交，虽性格各异，却是一样乐享人生，风流倜傥。那晚，他们到南京西路百乐门跳舞，尽兴之余，S把一枚心爱的金戒指送给了舞女，事后却又心痛不已。H动用了国民党淞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一个军官的关系，调动了一卡车十几名宪兵，包围了百乐门舞厅，硬是从流氓帮会的舞厅保护者手里，要回了这枚戒指。如果只说这个情节，您也许会以为是吴秀波主演的《黎明之前》中的一个片花。H原来也是世家子弟，父亲是中国纺织业的一位大亨，为了历练这个儿子，把他送到上海宏文造纸厂，从学徒干起。8.13淞沪抗战爆发，H怀着一腔热血，寻找、参加抗日部队，但遇到的不是土匪、就是国民党杂牌部队。从浙东到江西，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也混成了一身匪气，最后到陪都重庆时，几近乞丐。是他父亲的朋友发现了他，救他于水火，并想给他一个温暖的家，他却铁心要参加国民党正规军抗日。后来，他就被安排到陈纳德的飞虎队，并学成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抗战胜利后进重庆北培大明厂。此人见多识广，生性风流，为了一个女子，解放后还从香港到台湾去了一次，专程看望那女友。就为他在几个土匪和国民党杂牌部队混过，还到过飞虎队，解放后还去过台湾并回来，所以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是审查对象，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审干、落实政策，才对他作了恰如其分的结论。倒是他那口在陈纳德飞虎队练就的嫣熟的英语帮助了他，他最后在工厂教育科当英语老师，直到退休。

     解放后，大明厂和全国所有的私营企业一样，经历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该厂改名为常州第四棉纺织厂，当这个改造完成后，就成了国营常州第四棉纺织厂；四棉还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国家经济调整时期，压缩生产，苟延残喘。四棉也经历了其它企业不一样的发展过程，第一次是1975年，当时纺织部在贵州遵义有四万纱锭的投资项目，但苦于当地“阶级斗争”激烈，无法落实项目。经多方争取，常州就把这批设备拉到了常州国棉四厂，边设计厂房、边安装设备、边培训员工，使这批设备，在常州国棉四厂做到了当年设计，当年安装，当年投产，当年出效益。讲起这些，每一个四棉的职工都会自豪不已。那一年，我在工厂保卫科当干事，每天就忙着新建职工档案。因为那一年，四棉一下子就新进了1146名新员工。第二次是1989年，国棉四厂冲破了行政区划管理，经上级批准，加入了仪征化纤集团，更名为“仪化常州大明公司”。对于这一次企业洗牌，全厂上下，乃至局里、市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记得当时我在供销科工作，与老客户、北京东安商场针织部经理于大海有过一次讨论。老于是典型的北京侃爷，说话满嘴跑火车，有时又极富哲理。我记得他当时说：仪化这个名字不好，仪化仪化，遗体火化。还有那什么商标“白斯特”（BEST），用你们常州话讲，不就是白死了吗？……没想到老于的这几句话，几年后就得到了应验。仪化常州大明公司成立后，在坐拥年12亿纯利润的仪化集团的纵容和支持下，曾风光一时。大力引进世界一流设备，搞120支纯棉高支纱，甚至盘下了号称“远东第一”、却又病入膏肓的常州针织总厂，固定资产从原来的2700万元，飙升到两个多亿，企业折旧不堪重负；而大力支持大明公司上项目的仪化铁腕R先生，又在此时调离仪化。失去了靠山的大明公司，就像被抄了家的宁国府一样，很快就支持不下去了，直到天虹纺织来接手这个摊子。

     从2006年到现在，天虹纺织在南秧街特二号这片土地上，已经经营了十二年。我没有刻意地去询问和了解现在这个企业的生产规模、产品结构、产值、销售收入、利润等这些敏感的商业机密，只是从改造后的厂区面貌看，他们管理和经营得不错。灰红相间的建筑墙面，凸显了浓郁的民国风味，也透出浓浓的海派气韵。而一个捉襟见肘的企业，是不会、也没有实力，来关注这些不会直接来钱，却又是源源不断、大把给企业送钱的企业文化的。

     南秧街特二号，那个使我飘逝青春，留住记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