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经济时代，粮票是凭证，还是一种身份象征，是区别工人和农民的标牌。倘若在饥馑的荒年，谁家有个几斤几两粮票，简直就是能够活下去的“免死牌”！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醒苏南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少数一些乡村试行，绝大多数农家还处在人民公社的大集体生活之中。那时，每遇月初或月半乡镇墟集时，很多国营粮店里，以米面做主料制成的几种糕点甜食，都是需要配套使用粮票才能购买。

      如向前追溯一二十年，许多普通农民家庭一年里总有几个月会不得温饱，我家也不例外。有一年春天，我家快要断炊，妈让我去镇上叫在供销社工作的老爸尽快找粮。这之前，他已经有半个多月没有回过村来看过我们了。也有好久好久，没有从镇里让我村上的大叔大婶，帮我家带回一丝荤菜了。

      一个周六的上午，在母亲的安排下，我坐上邻居叔叔去镇里买猪饲料的两轮人力拉板车，不紧不慢地沿着乡村简易公路，向镇上进发。

      板车在镇里宽阔的街道上刚刚停下，我便急忙从车上跳下。话别叔叔后，我轻车熟路，很快便在供销社一处简易房办公室里见到了我的父亲。在他的办公室里，我把妈妈交代我说家里缺粮断炊的事情告诉了他。只见父亲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来来回回地走了好久，边走，还边叹着气——约一支烟的功夫后，他才打开办公桌上的挂锁，从里面磨磨蹭蹭取出一个老旧的笔记本，打开，从夹页里翻出了仅有的一张有折痕的粮票，收起，而后放进了口袋。

      我发现，这是一张三市斤的江苏省地方通用粮票。我很早认识粮票，是因为我那在安徽当兵的军官姐夫，他每年都会从部队里将省吃俭用省下来的几张五斤或十斤的全国通用粮票，给我的父母寄来，帮衬我们全家熬饥度日。当父亲合上抽屉站起身时，他才对我说：“亚龙，你不要到处瞎走，就在这里等我，我出去一下就回来。”

      估摸半小时过后，我爸终于提着一个小面粉袋回到了办公室。他告诉我，刚刚去了同在镇上工作的我二舅处，借了几斤粮票，还向门市部的同事凑了一些，去乡粮管所购买了十斤大米。他说完话，没有如往常一样留我在镇里的集体大食堂里吃午饭，便将盛装了大米，用细麻绳扎紧的面粉小布袋，放在了我的肩上。他放平稳后便对我说，赶紧扛回家，让你娘做饭去吧！

      稚嫩的肩膀扛起十斤的大米，虽觉沉重，但是我的心里是多么地快乐和满足，我完成了母亲交代给自己的任务！

      告别父亲，我从小路抄近道，往回走几里路，没感觉到疲惫便很快到家了。母亲见我扛着小面粉袋回来，满脸都是喜悦。她从我肩上帮我拿下米袋时，还低下头，亲了一下我汗津津的脸颊，没忘夸奖我，“乖乖我的儿，你吃了苦啦。”闻此言，我的鼻子有些发酸，双眼瞬间便有些模糊起来。

     不知为什么，那天母亲始终没有让我的几位哥哥去乡里，问父亲讨粮。难道她早就知道她的丈夫——我的父亲，会特别宠爱他最小的孩子，一定不会让我空手而归吗？

      要知道，那时候我爸在乡里工作，也只是吃的定销粮，每月仅有二十来斤大米和几斤面粉可以食用。现在想来，当初从他嘴里省下这一小袋大米，该是多么困难和不易啊！

       一饭之恩，儿子当永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