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边为作者，中间为母亲，右边为哥哥、弟弟。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紧接着1937年“七· 七”卢沟桥事变，日本人大举进攻中国。 “八· 一三”淞沪会战开始，从10月起，日本鬼子轰炸常州戚机厂、戚电厂，接着轰炸火车站、新丰街，再轰炸南大街和整个城区，当时的常州城变成了一片火海。此时满城的老百姓拖儿带女纷纷逃出城区到乡下避难。

     我父亲是一爿木行的职员，1937年夏天远赴江西省南昌去采购木材，由于日寇进攻中国，导致水陆交通中断，我父亲无法返回常州。1937年11月，我们一家人只得分散逃难，正所谓妻离子散，苦不堪言。祖父母和我母亲、弟弟等几个人逃到常州北乡薛家桥（现为新北区）。我和哥哥便跟着大伯父母和二伯父母等二十几人，租了一只木船漂过滆湖来到武进县的埠头乡下（现为湟里镇）。在船上的几天时间，因为人多吃的都是夹生饭。来到埠头乡下后，大伯父等几家人家到村上去租房子住下，我和哥哥还有二伯父母则和船老大住在船上，一是可以节省点房租，二是可以看好这只船。我哥哥当时10岁，我6岁，为了挣点零花钱，兄弟两人去埠头镇上卖芝麻糖，先到镇上做芝麻糖的老板那里批货，然后再到街上去叫卖。当时从一座桥的这一边跑到桥的那一边，再从桥的那一边跑到桥的这一边，一天下来芝麻糖没卖出几根，弟兄俩却累得够呛，还亏了本，一两天后只好歇手。在逃难的日子里，既无书可读，又无处可玩，实在无聊。有一天我一个人爬到篷盖上去玩耍，一不小心从篷盖上掉到了河里，幸亏船老大（我们叫他“老巴子”）及时把我从河里救了起来。

     在船上大约过了半年时间，也没条件换衣洗澡，头上身上长出虱子也在所难免。其间大人们常到埠头街上去吃茶，打听打听消息，有一天听说常州城里平静多了，几家人家商量准备返回常州，这时已是1938年四五月份了。

     1938年9月，我开始进入附近的私立培熙小学读书，上的是一年级。后来读到五年级，按照当时的规定高年级学生全部要学日语，而我最讨厌学日语，1944年下半年进入初中一年级读书时仍然要学日语，那一年我的日语考了个不及格，心里很是难过。

     这些年我父亲在江西一直为老板守护木材，他一人远离家乡，内心实在寂寞，时刻想念着家人，来信要我们兄弟三人和母亲拍一张照寄过去。1940年7月22日，记得是个下雨天，我母亲和我弟弟坐上黄包车，我和我哥哥两人则步行到城里大庙弄口的有巢照相馆，照了一张8寸的合影寄给父亲，以解他的思亲之情。（1985年母亲离世，而我们兄弟三人解放后都踏上了工作岗位，现今都健在，生活都还能自理，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哥哥今年94岁，本人90岁，弟弟87岁。前些日子相聚在一起又照了一张照片，思绪万千，好比最后的晚餐。）

     1940年下半年，时局有所转变，水陆交通逐步恢复，我父亲终于平安回家了。他黑黑的脸，让人觉得有点陌生，又特别亲切。他带我们三兄弟去理发、洗澡，我们的内心别提有多高兴了。那时每到寒暑假，父亲总是督促我们看书写字，规定每天要写一页大字，雷打不动。如今，吾辈由童年进入暮年，今非昔比，国强民富，个个眉开眼笑，我的晚年也越来越好。文/吴克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