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秋收时节,我承包的农田水稻,在夕阳下澄黄一片,急需收割。可家里缺乏劳力——父母年老,两个女儿正在读书,我又要上课,又要干农活,非常繁忙。这天经过联系,收割机确定在第二天下午来收割,我终于放心了。 第二天早晨,我按习惯早起身,在床头灯下把当天要教的内容仔细看了一遍。这堂课要分析的人物是鲁迅《故乡》里的“杨二嫂”。鲁迅写“杨二嫂”,很简练传神,没多描摹,仅“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一个比喻句,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他描写“杨二嫂”又用了3个“圆规”:“我也从没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这句虽没用比喻词,但它是明喻,表明用“圆规”比喻“杨二嫂的姿势”;但我对后面的“圆规很不平……”“圆规一面愤愤地回转身……”这两句有疑问:以前我上课按教学参考资料,讲的是“借喻”,但现在发现应是“借代”。出于慎重,我查阅了《南师函授通讯》徐振礼的《谈常用的修辞手段》,他的“借代”定义是“借与原事物有关的事物来代替原来的事物。”我觉得《故乡》中第三、四两句的“圆规”是用“圆规”来代替“杨二嫂”这个人。这么一想,我就拿定了主意:决定在课上把第三、四两句的修辞方法改为“借代”。 吃过早饭,我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到学校,刚巧上课,就拿着书快步走进教室。简要复习上堂课的教学内容后就开始分析“杨二嫂”这个人物。鲁迅把成年的“杨二嫂”写成一个自私、尖刻、贪婪、爱搬弄是非的“圆规”,是典型的庸俗的小市民形象。在讲到修辞手法时,我则把第三、四两句讲成“借代”:用“圆规”的姿势来代替杨二嫂这个人。我讲了“借喻”和“借代”的区别,并举例说明,学生也大都接受。 一堂语文课就这样平常地过去,上完课,我即回家收稻。可没料这学期区里的期中语文统考试卷上就有这道题。结果我教的学生大都批“错”,而其他老师按教参讲的都批“对”。我向教导主任反映情况,但教导主任说以教参资料为标准。他还拿出一本知识出版社1993年5月版的《中学语文知识区别100例》,对我说:“第三、第四句,这书上讲的也是‘借喻’不是‘借代’。对知识出版社的分析,你必须承认。”我不再争论,于是回家。哪知80多岁的父亲已从别人口中知道我“教书不照书,随口瞎讲,结果害得学生成绩差了,自己还扣掉奖金”,他满脸忧愁地劝我:“要教好书,做好人,不要瞎讲八道,误了别人的孩子……”我当时真诚地对他说:“你放心,我不会瞎讲八道。” 当晚睡不着觉,在灯下写了《〈故乡〉中“圆规”的修辞》一文,天明后赶到邮局寄给《少年文史报》。 说来伤心,就在我期盼文章见报之时,父亲病倒了。他在病床上还多次劝我:“要当个好教师,不要耽误人家孩子。”我不由得含泪点头。给人慰藉的是12月23日《少年文史报》(中学版)第2版“语言文字”栏发表了我的文章。我兴奋地赶到教室告诉学生,接着连忙拿着报纸赶回家向父亲报喜。父亲在病床上微笑着伸出颤抖的手,看着报上“江苏武进寨桥中学蒋坤荣”的落款,不由老泪纵横:“教书没教错就好。名字还上了报纸,对得起祖宗了,我放心了……”。没过一周,父亲就平静去世,我很悲痛。 1994年元旦,父亲出殡。我把刊着我文章的那张《少年文史报》和10多封外省市中学教师寄来表示“感谢解决长期争论的圆规修辞疑难”的信件,当做特殊祭礼供到墓前。不久,全国语文教参也把这两句改为“借代”。同年,庆祝第十届教师节,北京语文出版社出版了有全国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张志公题词的《师魂·师韵》专辑,我应邀担任编委,所写散文《清亮的钟声》被辑入其中。 那天我把这本《师魂·师韵》放到父亲墓前的石碑上,边鞠躬,边默默地叨念:“为人师表、认真学习、认真做人,我永远不会忘记……”文/蒋坤荣 (责任编辑: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