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扬州派（又称仪征派）则相反：“拒散”。这是另一个极端。代表人物是阮元。他认为散文不是称之为“文”。他在《文言说》（《擘经室三集》卷二）中说： 为文章者，不务协章以成韵，修辞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姿肆，动辄千言万语，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不“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然则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后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名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阮元（扬州派）的意见，显然是要将唐代古文运动的“古文”逐出“文”的领地。 李兆洛（常州派）的意见，则是“融通骈散”的意见。他在《骈体文钞·序》中说： 天地之道，阴阳而已。奇偶也，方圆也，皆是也。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离，方圆必为相用。道奇两物偶，气奇而形偶，神奇而识偶……六经之文，班班俱存。自存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俪，而为其学者，亦以为与古文殊略。既歧奇与偶为二，而于偶之中，又歧六朝与唐与宋为三。夫苟第较其字句，猎其影响而已，则岂徒二焉二焉而已，以为万有不同可也。夫气有厚薄，天为之也；学有纯驳，人为之也。体格有变迁，人与天参焉者也；义理无殊途，无与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纯杂之故，则于其体格之变，可以知世焉；于其义理之无殊，可以知文焉。文之体，至六代而变尽矣。沿其流，极而溯之，以至乎其源，则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夫珐奇偶而二之者之毗于阴阳也，毗阳则剽，毗阴则沉膇，理所以必至也。于相杂迭用之旨，均无当也。 李兆洛（常州派）在这里用天地之间有阴阳、奇偶、方圆这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对立统一，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规律来说明文之有骈散是“相并俱生”、“不能相离”、“必相为用”的。所以，“拒骈”和“拒散”的意见都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融通骈散”、“骈散结合”才是符合秦汉乃至诸子散文的实际，符合客观规律的。中国最早的群经诸子之文，其中骈偶的成分已相当可观（骈散相间），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李兆洛说“班班俱存”。李兆洛认为直到唐代古文运动兴起才有“拒骈”的所谓“古文”这个名词概念。这样的“古文”既不附合于先秦诸子散文的实际，也不符合于客观规律。 （三）关于学文从何而入的问题 张维屏在对清代前期、中期各家散文概貌分析以后评论说：“文气之奇推魏叔子（禧）、文体之正推方望溪（苞），而介于奇正之间则恽子居（敬）也。”其余各家为古文，多从唐宋八大家入，惟魏叔子、恽子居从周秦诸子入，而得力于《史记》。（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稿》卷二四二） 恽敬欣赏并追求司马迁《史记》的大文、高文，而批评归有光（震川）之文的拘谨而放不开。他说：“震川之文谨，谨则置辞必近，其失也少敝而多文”（《上曹俪笙侍郎》·《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二）。阳湖文派的骨干作家，也是常州骈文派的骨干作家陆继辂支持恽敬的观点：“恽子居敬论‘震川之文谨，谨则置辞必近’，其言甚当。”（《合肥学舍札记》卷一） 归有光在桐城派的交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是桐城派上接唐宋八大家文的中间环节。桐城派骨干作家方东树就说：“往者姚姬传先生纂辑《古文辞类纂》，八家后，于明录归熙甫（有光），于国朝录望溪（方苞）、海峰（刘大魁），以为古文传统在是也。”（《答叶溥求论古文书》·《仪已轩文集》卷七）。方宗诚则马归有光与桐城派三位祖师爷方苞、刘大魁、姚鼐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在“伯仲之间”。（《桐城文录序》·《伯堂集》次编卷一）。这里有一个“文统观”的问题。桐城派是通过归有光而学习唐宋古文。所以，桐城派古文的文统是从归有光直接唐宋古文而上秦汉，六朝一段则被排除在外，不在这个文统之内。李兆洛则明确地认为“骈体”未必是不美之名，并且提出“宗两汉非自骈俪入不可的命题”。（《答庄卿珊》·《养一斋文集》卷一四）常州骈文派骨干作家陆继辂、黄士锡都支持李兆洛的观点。认为六朝骈俪之文是古今文学发展中的一个过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他们响亮地说：“江、鲍、徐、庾、韩、柳、欧阳、曾、苏何必有所废乎？”（陆继辂《与赵青州书》·《崇百药文集》卷一四）为此，李兆洛还特地选编了《骈体文钞》一书，选编了不少亦骈亦散的先秦诸子散文，与桐城派“古文”相抗衡。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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