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1日，新生不久的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了《革命职员家属》证书，如今这张有60多年历史发黄文物，清晰记录该革命者简历，家属应享受待遇，该同志参加革命后曾任党內外职务，目前担任党內外职务记录。此证书主人是位1938年5月，离“七七“卢沟桥事变仅10个月就参加新四军的女同志，家属周关氏是她母亲。证书强调法定优待福利，包括该革命者如牺牲或病故也应照烈属待遇，享受福利规定等具体要求。实际享受者就是我外祖母周关氏，虽她早去世多年，可在残酷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悲壮的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艰难的解放战争时期，为之奉献者中都有她众多子女身影；这恐与她的曾祖，当年与林则徐虎门销烟，后与英军战死在虎门炮台的民族英雄关天培影响直接有关；

      我母亲1937年参加地下党，长期坚持白区工作直到解放；我几位姨妈不是老红军就是新四军，连我最小九姨妈，也在抗战最艰难的1942年才14岁就参加了新四军，在次夜间转移中，她差点淹死在滔滔淮河……85岁的她现享受抗战离休干部待遇。

      此张证书的革命者，是我那位曾任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南京副市长，现享受省级离休待遇，93岁的四姨妈。她18岁参加了新四军；

      抗战初，由高敬亭、罗炳辉领导的新四军四支队，七师主力在皖南进行抗日武装斗争。我母亲姊妹与表亲中有许多人由此参加了新四军；因我大姨父就是新四军保卫部长，解放后任国家公安部主要领导；“羊城暗哨”“ 秘密图纸”“国庆10点钟”，还有“徐秋影案件”“今天我休息”等反映公安战线上的电影，就是在他直接关怀下拍摄的……

      据四姨妈回忆：“当年打游击时，数次被打散和被敌人追捕，多亏亲友掩护……“1940年春，日本鬼子搞清乡疯狂烧杀抢掠。她所属新四军部队从大别山分散撤退，到了安徽庐江县境内距离罗家铺8里路地方，她和另位女同志一起与部队失去联系；因没经验，她俩随身带几本马列书籍被伪乡政府发现，人被扣下伪乡长亲自盘问。但她们很机智：“我们是黄麓师范学生，现逃鬼子清乡。”伪乡长要她们出示身份证明，她俩又答：“在慌忙中丢失了！”此时伪乡长有个当小学校长亲戚进来，此人正好也是黄麓师范校友，与她们说起黄麓师范事情，情况方有点缓和。

      这位校友见她俩处境危险，便有心帮助；他马上开张她们是他小学教师证明，乡长把她俩才放走……解放后伪乡长被群众检举，说他当年陷害过两位新四军女干部，地方人民政府派人找到我姨妈核实此事，姨妈如实证明：“当时是他放了我们！”

      但故事并未结束，那天她们脱身离开此地不远，刚到另个乡境内又被国民党县政府扣住并关进大牢刑讯逼供。被捕消息被堂哥兆珠知道了，立即不顾个人安危赶到县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把她俩保出来。那时鬼子在县城户口查的很凶，堂哥又冒险设法把她俩藏匿起来，让堂姐兆玫在外四处打听，终于了解石涧铺附近有新四军队伍出没，便告知她俩连夜赶去。到了石涧铺街上没几个人，但有看上去不象当地老乡，却没新四军臂章两人，于是一路追随，见实在甩不掉她们，他俩便在无人处盘问：“你们想干吗？”我姨妈说：“我俩失散想找部队！”他们一听就说：“那就跟我们走吧！”到乡下见到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何为同志，她俩方知回到部队……第二天上午便打响排楼战斗，这仗部队牺牲位团参谋长。

      “文革”中，我的四姨父，这位延安抗大毕业的老红军，1949年5月与刘伯承同车来到南京、长期担任省经济部门领导的他，与我姨妈小表兄一起从省城下放到盱眙县农村。当地人得知后纷纷奔走相告：“当年被日本鬼子悬赏三千大洋，名叫周红的女新四军区委书记又回来啦！”群众热情让四姨妈想起在当年的危险艰苦。有天与另位同志带枪去来安县囤昌开会，会后乘夜色往回赶；许多同志都说：“归途有很长段是山路，平常无人出没，环境很不安全，今晚你们先住下，待明早再走吧！”但她们还是走了。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