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13年，是有“千载读书地、历代名士邦”之美誉的常州，开邑整整2560年。如果按唐代杜佑《通典》所云“太伯始于吴，即此地也”，则常州是3200年吴地史的核心区域，文字记载历史应当再提前600年。

　　公元前547年（周灵王二十三年），吴国君子季札封于延陵，江左这方荆蛮之地成为其采邑，从此，季札成为常州的开郡之人、人文始祖，从此，古邑有了属于自己的名称。

　　古者地有图，郡有志，以别州县之远近，以见古今之沿革，二者不能相无。风土之所宜，人才之所钟，仙佛之所都，名贤之所游，必经志书舆地所载。今天，我们揽阅史、志所载常郡之沿革，历史之变迁，以了解乡邑的前世今生。

　　清初舆地学家顾祖禹云：“天下之形势，视乎山川，山川之绝络，关乎都邑。然不考古今，无以见因革之变；不综源委，无以识形势之全。”《中吴方舆》考延陵乡邑古今之变，综其源委，以识常州形势之全也。

　　何谓邑？旧县也！汉代郑司农曰：“不以美田为采邑。”清初训诂学家段玉裁注：“《左传》凡称人曰大国，凡自称曰敝邑。古国、邑通称。”

　　季札封邑既非县亦非国，而为采邑，是吴国君主余祭赐予世禄的田邑采地。正是这方田邑采地，演变为以后的延陵、毗陵、晋陵、兰陵、常州、武进、阳湖等，而今，成为三吴重镇——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之一。

　　何谓方舆？顾祖禹云：“地道静而有恒，故曰方；博而职载，故曰舆。”方为人类生活之空间，区域即是。天地位而山川奠，山川奠而州域分，形势出于期间矣；舆为车辆之载体，疆域犹如。《易·说卦》：“乾为天，坤为地……为大舆”。

　　天道酬勤，厚德载物，中吴方舆就是江南这方土地上承载的山川、河流、城邑、乡域，以及时空变迁。

　　在谈到常州开邑或建邑时，常常有朋友问及：建邑与建城有什么区别？常州建城是否就在春秋时期？甚至问到延陵建邑是在公元前547年的哪一个月份，等等。

　　说实话，这类问题一时难以回答清楚，或者说只能说一模糊概念。但这一连串的提问，当可激发我们对中吴舆地探索的兴趣和对吴地历史研究的热忱。

　　目前可以说的是，古之邑、县、郡、州乃至国，因各个时期情况不同，不能概括而论。

　　春秋时期的延陵邑，并不是县的概念。

　　延陵建县年代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相距延陵封邑已经326年。且中国早期县邑不一定建有城池，只是居民相对集聚而已。

　　古县古邑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审视。周朝时，常常有县大于郡，郡同于国，邑即为国，如季札受封地之一的州来采邑，原为州来国。而延陵采邑就包括今无锡、常州、镇江大部分地区，包括数县范围。《逸周书作雒》：“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左传》：“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可见，此时郡小于县。

　　历代志书有“延陵墟”在晋陵申浦的记载。

　　延陵墟，顾名思义，可理解为延陵城邑之废墟，如南阳殷墟即是殷商国都之废墟、无锡吴墟即为春秋吴都之废墟。依此推理，常州最早城邑可能在当年季札躬耕之地周边，即今武进与江阴交界地内。

　　但“延陵墟”亦可理解为季子墓茔，与延陵城邑并不相干。

　　春秋时期，延陵虽为采邑，地域却广及江左数县，范围包括今无锡、江阴、常州、丹阳、丹徒及张家港西部地区，区域大大超过后来的县域范围，而这片区域就是后人所说的“中吴”。

　　战国以后，秦汉在此立县，东吴在此设尉，两晋在此置郡，隋唐在此改州，宋元在此辟路，明清在此建府。历代赋予中吴这块宝地以重赋，常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十望之郡，陆游“苏常熟，天下足”之名言是历史最好的佐证，独孤及“江东之州，常州为大”的言表也是对古郡恰当的诠释。

　　中吴是邑人对故乡的爱称，犹如苏州人喜欢称之吴中、姑苏一样。

　　中吴者，三吴之中也。关于“三吴”历来众说纷纭，正如古籍所云：“三吴之说，世未有定论。”中吴之说也就难有统一之见，但并不影响州民以“中吴”自居。况且，毛泽东早在1950年代就指认：“三吴，古称苏州为东吴，常州为中吴，湖州为西吴。”有了毛泽东这番解释，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叫响“中吴”之名。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