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热闹繁华的市工人文化宫广场西侧，矗立着一座颇为抢眼的西洋式时髦建筑：尖塔高耸，红瓦粉墙，别具一格。那就是建成于本世纪初的常州市基督教堂。她与延陵东路的天宁寺，公园路的清真寺一起成为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世界三大教在我们这个城市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象征，为常州增添了亮丽的异域风采。其实这座基督教堂的前身早在上一个世纪就已经在常州城名闻遐迩了，她就是恺乐堂。

　　说起恺乐堂，老常州大都知道，其位置就在今基督教堂身下。为美国传教士霍约翰于1916年所建造。为纪念其妻妹捐助的功德，特命名为“恺乐堂”。当年的恺乐堂是一座哥特式建筑，二层楼房，青砖洋瓦，秀丽端庄，如从高空鸟瞰：整座建筑就像一个粗写的“十”字。其后矗立着一座二层半高的方形塔楼，周围建有围墙，里面是种满树木花草的院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教堂已经推陈出新演变成了今天的模样。不过当年的恺乐堂在我的记忆中还是那么新鲜，清晰，因为笔者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曾经在恺乐堂求学，读书期间，还曾进入恺乐堂内部一探，印象颇深。当时我刚虚龄10岁，如今想起当初的情境，那颗心还是“扑通，扑通”地直跳。

　　1950年秋，工人文化宫尚未建起，这里还是一片用沙土铺成的文庙公园广场，恺乐堂就在广场西侧，与文庙之间隔着一条用石板铺成的县学街。围墙临街的一面开有小门。广场东侧是恺乐中学。当年恺乐堂创办的学校分幼儿部和小学部，幼儿部设在教堂里，小学部则与恺乐中学合办在一起，我就在小学部读三年级。中学校长名叫史孟清，小学校长叫史植鱼。

　　读书期间，我每天走过恺乐堂，常会不自觉地驻足环顾这座别致的建筑物：看着那又高又尖的屋顶，青砖砌墙，洋瓦盖顶，与周围黑瓦粉墙的中式房舍相比，分外鲜亮。再加上教堂后面小花园里那座爬满青藤的塔楼，静静矗立，孤独幽静，惹得我总想要到里面去一探究竟。但教堂端庄、整肃的氛围又总是使我驻足不前。不过天赐良机，我还是如愿以偿了：原来我班里有一位同学叫华和健，其父是基督教堂里的教职人员，一家子就住在恺乐堂里。华和健父母把他调理得很好，平时一身西式打扮，剃西装头（当时我们则多穿中式长袍，剃和尚头），常常是雪白的衬衫，西装背带裤，颇为整洁。他随和热情，所以我们常和他在一起玩耍。

　　有一天放学后，华和健约了我们几个同学到恺乐堂里游玩，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们从正门进入，刚进过道便看到礼拜堂里木质地板上排满了又长又宽的红木靠背长椅，头顶上吊灯华丽，讲台上高高的桌子旁风琴斜放，台后墙上正中挂着耶稣受难雕像，整个礼拜堂里光线昏黄暗淡，弥漫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

　　我们几个大气也不敢出，一个个蹑手蹑足穿过礼堂，从小门走出进入院落，沿着绿荫小径，华和健把我们领到了那孤寂的塔楼面前。我注意到塔楼四面的墙也是用青砖砌成，因年代久远，不经粉刷的外墙上已生满了青苔，爬满了青藤。黑黝黝的外观带着几分神秘的色彩。进楼以后光线一下子暗了下来，底层中间空空荡荡，楼梯沿墙壁而建，我们几个小家伙在华和健的引导下战战兢兢爬到二楼，窗外一柱亮光照亮了楼内四周阴暗的空间：只见一座大钟半悬楼中，光线从窗户射进，把大钟的侧面轮廓勾勒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可能是多时未用，表面积满尘埃。我们屏住气看着它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今天想起当时的境况，大概与《巴黎圣母院》中的吉卜赛少女爱丝梅拉达走进大钟楼时的心情是一样的吧。这么大的一座楼里原来就挂着这么一座钟，教徒们做礼拜时传出来的悦耳钟声难道就是它发出来的吗？一会儿华和健要我们继续往上爬，他想让我们到顶层窗口看看风景。在手忙脚乱之间，不知是哪位同学不小心碰到了拉钟摆的绳子，只听到“当！”的一声，犹如晴天突起一个炸雷，我们一时都惊呆了！在钟声嗡嗡的余韵中，华和健慌忙转身叫大家赶快下去，因为钟一旦敲响就难以停止，声音飘出就会惊动教职人员，我们也知道“闯了祸了”，一窝蜂似地往下冲，逃出了塔楼。刚出门，只见恺乐堂二楼的窗口探出了一个身穿白衬衫的男子（后来知道他正是华和健的父亲）指着我们大叫着什么，我们几个在华和健的指点下忙不迭经院墙上的小门中逃之夭夭，也顾不得我们的好朋友华和健是如何挨训了。记得那天在逃跑的路上，耳中还能隐约听见那钟声在空气中悠悠地回响。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