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湖文派当时并没有“派”的名号，都是以乡谊亲情为纽带连结起来的志同道合的一群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文人学士，构成是松散的，但不失流派的面目，故张之洞《书目答问》中便明确地写上了“阳湖派古文家”。从此阳湖文派便叫出了名，并且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地位。 阳湖文派之所以成为独立的文学流派，除有其独特的构成形态外，更重要的是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龚自珍的著名诗篇《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恒》中的“文体不甚宗韩欧”之句，钱钟书在《谈艺录》三九“龚定庵诗”条目中指出，这是对阳湖派古文特征“提要钩玄”的概括与说明，“宗韩欧”还是“不甚宗韩欧”，不仅是个程度问题，而且涉及到文章内涵、文统观等本质问题。桐城派古文“宗韩欧”，而阳湖派“不甚宗韩欧”，这是阳湖派对桐城派的突破。阳湖派古文不是“反韩欧”、而仅是“不甚宗韩欧”，所以也不是与桐城派针锋相对唱对台戏。 阳湖派文人多为经学家，是在常州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的经学家，博通经学，注重实学，经世致用，以学济文。以这样的学术造诣为根底，为基础，重“学”而不轻“文”，不是把文学创作看成学术研究以外的“消遣”，而是以执着的治学精神从事创作。恽敬“十一学为文"，终身“好之不已”，是阳湖派中最为全力从事古文创作的。张惠言也同样如此，在他短暂的四十一年生涯中，创作古文辞赋的时间最长。他的弟弟张琦回忆说：“先兄皋文先生十三、四为时文十余年，乃弃去为古文辞，晚乃治经。”(《宛邻文》卷二) 阳湖派文人学问与文章结合，深思博考，创作得力于学术，文章内容充实，立意新颖。恽敬的《三代因革论》就是代表作。这是一组论辩之文，由八篇文章组成。第一篇“序论”，申述立论的原因、目的。第八篇结论，总结“圣人所以治天下”的原则，三代之道的实质。第二至第七篇，分别就诸侯、田赋、田制、民力、养真、差役等社会基本问题加以分析论述。贯穿全篇的基本思想是“合乎人之所宜”，就是把是否有利于民生作为“三代之道”的实质。恽敬在这组文章之末，鲜明地表示不满于“彼诸儒博士者”的三“过”三“不是”，即“过于尊圣贤而疏于察凡庶，敢于从古昔而怯于赴时势，笃于信专门而薄于考通力”。善于“察凡庶时势、考通力”是“博通经学、经世之用”的学术传统熏陶哺育的阳湖学子文人的素养，也是阳湖文章较少迂阔陈腐之气的根源所在。恽敬的这组宏论大文被王先谦选入《续古文辞类纂》，王先生评论说：“融通古今，通达治体，方能为此大文。” 上面，我们分析介绍了阳湖派文士的学识，素养，“以学济文”的“文外功夫”。从文学内部的流派风格来看，阳湖派的特色则是“气势与文采并重。” 阳湖派讲究文章的气势，笔力雄劲，文气刚健，以恽敬的风格为代表，为典型。张维屏在分析了清代前期和中期各家散文后认为：“文气之奇推魏叔子(禧)、文气之正推方望溪(苞)，而介于奇正之间则恽子居(敬)也。诸家为古文，多从唐宋八家入，惟魏叔子，恽子居从周秦诸子入，而得力于《史记》。”(李桓《国朝耆献征初编》卷二四二)，刘师培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中论及恽敬散文时，以“峻拔”两字形容恽文的风格。恽敬是阳湖派作家中艺术个性表现得最充分的。 阳湖派诸子继承了同乡先贤唐顺之发扬《史记》“奇”的精神，因而笔势矫健，富于力度和变化。恽敬评唐顺之《广右战功序》一文是“直躏子长、盂坚堂奥，而无一语似子长、孟坚，奇作也。”(《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三)陆继辂评唐顺之此文为明代一奇作。“唐顺之不仅以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影响了常州的后人，而且以其散文风格也影响了常州的后人，哺育了阳湖派文士。 阳湖派文士重视文采，首先是由于发挥了《易》教精神，情文相生，文采斐然，说经之文也注重设色用喻。张惠言是著名《易》学专家，他的说经之文就极具文采。恽敬评论他的《易义别录序》说：“此文以五喻成章，于无可设色用意中为此，遂使叙经之文而兴味洒然。”(《茗柯文二编》卷上)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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