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惠言的学生、女婿董士钖则直接从《周易》引发素材，开拓想象，创作了《易象赋》、《易消息赋》他认为言之无文非圣贤之意，情文并茂、文采斐然才符合易教精神。 其次，阳湖派文人尊重《文选》传统，打通骈散，吸收骈文华采与韵昧。昭明太子萧统是常州人，他编选的《文选》历来对常州学子影响很大，常州早就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阳湖派文士无不在《文选》辞赋上下过工夫，学过六朝文和汉魏辞赋。恽敬曾以《文心雕龙》作为学文“尺度”之一。陆继辂更主张骈文和古文不能偏废，他说：“江、徐、庾、韩、柳、欧阳、苏、曾，何必有所废乎?”(《与赵青州书》、《崇百药斋文集卷一四)李兆洛主张从骈俪入手学两汉文，他认为骈体未必是不美之文。他在《答庄卿珊》一文中提出了“宗两汉非自骈俪人不可”的论题和主张。为阳湖派创作打通骈散作了理论上的说明。李兆洛融通骈散的主张是代表了阳湖派的，是阳湖派的共同主张。 阳湖派学问与文章相结合，气势与文采并重的创作风格，奠定了作为一个独立的散文流派的基础。 阳潮派是在桐城派如日中天之时升起的一颗新星。清代中叶的文坛，几乎被桐城派所独占。阳湖派也历来有桐城派旁支的不同评说，这是由阳湖派与桐城派微妙复杂的关系决定的。阳湖派的创始人恽敬、张惠言诸人，既受桐城派深刻影响，并共同壮大了古文派的声势，又对桐城派进行了批评，在探索古文创作发展方面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看法，“别树一帜，与之对垒。” 桐城派古文源于归有光，振兴于方苞、刘大櫆，至姚鼐成立。方苞主张文章要讲“义法”，即言有物，言有序。刘大櫆提出文章“贵奇、贵变”论，并主张“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姚鼐进一步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缺一。桐城派后起者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人。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无不与桐城派发生关系。桐城派文章以雅洁著称。胡适评价说“他们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 桐城派对于恽敬、张惠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张惠言28岁以后，受文友王灼和同乡前辈钱鲁斯的影响，开始学习桐城古文。后至京师，与恽敬一起进一步切磋揣摹。在张惠言、王灼等人的影响下，恽敬对桐城派文统也有了较多的了解。他在《上曹俪笙侍郎书》中说：“后与同州张皋文，吴仲伦、桐城王悔生游、始知姚姬传之学出于刘海峰、刘海峰之学出于方望溪。”从此，恽敬、张惠言由热衷辞赋、骈体转向古文创作。在较长时间内，桐城派的写作经验影响了恽敬、张惠言的基本格调。 但是，恽敬、张惠言早年广览百家、博采众长的治学为文的态度和由此积累起来的知识经验仍然左右着他们的思路，融人到创作之中，因此，他们不可能与桐城派完全一路。而且，恽、张都是有高大志向的人。阳湖派“别树一帜”，那么它与桐城派有什么不同观点呢? 阳潮派评桐城派的“义法”说。“义法”说是桐城派文论的纲领，李兆洛提出异议说：“义充则法具，不当歧而二之。”并揶揄“藉法为文”者“几于以文为戏”(《答高雨农书》)。恽敬认为：“古今之文，越天成越有法度。”(《与舒白香》)他不拘泥于义法规矩。桐城派所讲的“义”是以程、朱理学为其核心的。方苞曾表明自己立身作文的准则和目标：“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王兆符《望溪文集序》)，桐城派以程、朱理学为正宗，恽敬对程、朱理学有所怀疑，认为康熙年兴盛的宋学，“是以束缚天下之耳目”(《与汤编修书》)、陆继辂批评方苞“溺宋学而诋汉儒”(《删定望溪先生文序》)张惠言治经主汉学，这些均与桐城派大异其趣。 在文统方面，方苞的文章在韩、欧之间代表了桐城派的倾向，而恽敬认为欧阳修文章有偏弱之弊，并说“学韩文先须分别其不可学者”(《答来卿》)他还后悔自己的文章“太似韩欧”，显而易见桐城、阳湖两派在文统方面意见也不一致。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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