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言早年攻辞赋骈文，取法汉魏六朝辞赋骈文。他说“余学为时文，穷日夜力，屏他务，为之十余年，乃往往知其利病。其后好《文选》辞赋，为之又如为时文者三四年，余友王悔生见余《黄山赋》而善之。劝余为古文”(《文稿自序》)《黄山赋》是其《游黄山赋》的续篇，而赋在创作上均追慕汉赋的传统。恽敬高度评价张惠言的辞赋骈文：“自相如、枚乘殁后二千年无此作矣。”(《初月楼文钞》卷八)
       乾隆五十二年(1787)，张惠言与恽敬在京师定交，自此致力于古文，并以子居“当事事为第一流”之语激励自己。张惠言的古文，善于设色用喻，所以他的说理议论之文，文学性很强，恽敬读了他的《易义别录序》一文，热情地评价说：“此文以五喻成章，于无可设色用喻中为此，遂使叙经之文而兴味洒然。”又如他的《上阮中丞》用“良医之聚蓄百药”作比喻，既生动又深刻地表达了自己关于用人方略的意见。
       张惠言将赋法融入了古文，他写古文善于设色用喻就是得力于他的辞赋修养，他的古文体现了辞赋骈文的美文修养，达到了骈散融通的境界，历来受到高度评价。阮元说张惠言“以经术为古文……不遁于虚无，不溺于华藻，不伤于支离。”曾国藩评其古文，认为已达到“空明澄澈，不复以博奥自高”的境地。曹虹先生则以“渊雅之人，恢宏之文”为题，评价他的古文的风格特色为“于雅润中见气势，于清通中见文彩。”并指出：“这种气势之美和文彩之美均与其辞赋创作的基础有相当的关系。”
       李兆洛(1769—1841)号申耆，晚号养一老人，36岁中举，次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任安徽风台知县，治奸滑，兴文教，以政绩卓著，死后得以入祀安徽名宦祠。中年以后，历主真儒书院、敬敷书院等。59岁起执掌江阴暨阳书院1O多年。他的一生，前期为官，后期专心致力于教育和学术活动。魏源十分赞颂他的博学多才，评价说他“年甫三十而学大成”，“李先生学无不窥，莫测其际，近代通儒，一人而矣。”他的文章，不拘文体，融通骈散，或骈或散，“称心而言”，而气骨深厚。他鄙夷古文家末流“轻贱薄弱”之作，批评韩愈立古文之名，变古文之法，导致后世“藉法为文”的弊病，他评价说：
      “文之有法始自昌黎，盖以应酬投赠议无可立，假于法以立之，便文自营而已，习之者遂藉法为文，几于以文为戏矣。”(《养一斋文集》卷一八)
       他又批评说：“大著湛深汉晋，蔚为斯文正宗。文至近人澌泯尽矣，徒取通俗焉耳。昌黎始变法，裴中丞深讥切之。世徒慑于韩，莫申裴论。其实古所谓文者，湿润缜密有玉德焉，未有佻佼鄙塞躁而可以为文者也。然昌黎惟序记之作逞其笔势，小乘体裁，而堤防一坏，狂澜承之，不可复挽。此示风会使然。”(《养一斋文集卷一八《答屈侃甫》)
        阳湖派提倡骈散合一最力的是李兆洛。他对这一主张作了理论性的阐述，并化了14年时间选定《骈体文钞》，收录战国至隋朝的文章774篇，提高了六朝骈文的地位，证明骈文与古文原本就有着亲缘关系，不必厚此薄彼，李兆洛的《骈体文钞》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的宗旨是对峙的。
        陆继辂（1772—1834)，字祁孙，一字修平，阳湖人，父早亡，幸母亲严于督子，使他学业有成，29岁中举后，8次赴京应礼部试，终究未考中进士，一生在贫病中度过。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