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湖文派(4) 人文常州

       骈散合一，这是阳湖派与桐城派又一显著不同的见解。桐城派将“魏晋、六朝藻丽俳语”排除在古文之外(见沈延芳《书方先生传后》)；阳湖派成员则大多在喜爱古文的同时也喜骈文，并且擅长骈体，对六朝文章抱着欣赏和汲取的态度。陆继辂《论诗二首示刘大》之二云：“殊方斯异音，适口有独旨。文心引百变，各各成厥是。陋儒思立名，始取恣诃诋。及观所叹尝，大率与己似。”他强调文心百变，尊重殊方异音；反对只取“与己似”，摈落“与己异”的态度。提倡广泛参究综合各代文学之长，不拘于某家某派某体。“综八代以论才，参三唐以辨格，稍变本于昌黎，渐离宗于修、轼，诚饮水兮思源，基定志而调息。”(《丙子祭诗文》)阳湖派的这种多源头文学观，是对单线的古文传承理论的拨转，扩大了写作古文的学习、取鉴范围，以增加文章姿彩。
        从桐城派到阳湖派，在古文理论上是个发展。其影响虽不是取而代之，但促使桐城文论有了一定的改变。如姚鼐徒刘开主张从老、庄之浑古骀荡至《山海经》、《洪范传》之怪绝陆离皆当“遍观以资其业。”(见《与阮芸台宫保论文》)近代中兴桐城派主要人物曾国藩，因《古文辞类纂》太窄，另编选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增入诸子百家之文。又如对骈体的态度，刘开、梅曾亮、曾国藩等都主张兼采骈文之长，而汲骈入散也成了他们自己古文创作的一个艺术特点。阳湖派骈散合一的主张无疑是影响他们改变对骈体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下面，介绍几位阳湖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作家。
       恽敬(1757—1817)字子居，号简堂。乾隆四十八年(1783)举人。他8岁学写诗，11岁学为文，15岁学六朝文、汉魏赋颂及宋元小词，17岁学汉唐宋元明诸大家文，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从28岁至38岁，为考科举留京城达1O年之久，与同乡张惠言、庄述祖切磋学问，研究古文。38岁离开京城“奔走为吏”。先后任浙江富阳知县、贵州江山知县、江西新喻知县、瑞金知县。因政绩卓著升南昌府同知、吴城同知。嘉庆十九年(18l4)因被诬告家人得贿失察而罢官回乡。
       恽敬重视文学创作．十分重视文外功夫，“文之外”的涵养，做到“尽其才与学从事焉”。他是“文人”，而首先是“学士”，他精通经史。他的《三代因革论》是一组“融通古今、通达治体”的“大文”，然而，它首先是一组改革的文章。恽敬吸收夏、商、周三代变革这一公羊学的观念，以三代圣贤推行的政治改革为依据，阐明“必须依据时代的变迁而改革”的道理。他以古文形式阐述了带有变革意识的儒家经世思想。他是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的好友，他在龚自珍、魏源到北京问学于刘逢禄十五年之前就已经运用今文经学的学说阐述经世变法的主张。这是庄存与转向公羊学的政治目标。恽敬的“大文”实际上标志着完成了庄存与转向公羊学的政治目标，标志着常州今文经学的形成。恽敬经世变法的主张，应当是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的改革主张的先导。
        恽敬的文章，笔力雄劲，文气刚健。刘师培评论恽敬的艺术风格为“峻拔”。“峻拔”相对于谨细、柔婉而言，近于奇幻、阳刚之义。曹虹先生评论说“若从奇与正的关系的角度来，‘峻拔’则是介乎奇正之间的一种风格，即平正而不窳弱，雄奇而不姿肆。”(《阳湖文派研究》第185页)
        恽敬的好友吴仲论评论说“子居为文，气必雄厉，力必鼓努，思必精刻，而仆所深好者，柔淡之思，萧束之气，清婉之韵，高山流水之音，此数者，皆子居所少。”(《与王守静论大云山房文稿书》)，吴仲文与恽敬同学古文，而吴皈依桐城派。他所“深好”的古文就是桐城派的文章风格。他上述评论，指出了恽敬散文与桐城派散文风格相异。一为雄爽精健，一为柔淡清婉。桐城派从唐宋八大家入手，而取经于归有光，以闲情渺状为姿媚，以纡徐摇曳为神气，得阴柔之美。清顺有余而精彩不足。恽敬治古文，由诸子百家入手，得力于韩非、李斯，属辞瑰伟，声情健茂，得阳刚之美。恽敬不欣赏桐城派文章的风格。他批评方苞“旨近端而有时而歧，辞近醇而有时而窳。”(见《上举王笠帆先生书》)批评刘大槐“识卑且边幅未化”，“论事论人未得其平，论理未得其正”字句极洁，而意不免芜近，非真洁也。(见《与章澧南书》)批评姚鼐“才短不敢放言高论”(同上)张惠言自述学桐城派古文数年之后，意识到“无其道而有其文者，则未有也。故乃退而考之于经。”(《文稿自序》)可见当时阳湖古文家心目中是颇为看轻桐城派的。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