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庚辰龙年。这一年，我的父亲17岁。从懂事开始，有陌生人找我父亲，总是问：“你阿哥在家吗？”我狠狠纠正：“我没有阿哥！”“那冯祥根是你什么人？”“父亲！”我大声回答。闻者惊喜，深表歉意。

　　父亲做过常州惠民桥堍天然旅馆的账房先生，后在木行做雇员，一个大热天，父亲去银行办事，我要跟他去，他不让，我硬要。父亲打我一巴掌，我一个跟斗跌得老远，再一巴掌，又一个跟斗。我反正不依不饶，爬起来，拉住他衣裳，不松手。拉黄包车的师傅看不下去，央求我父亲带我同去银行，父亲才依了他。父亲进银行办事，我打着噎，与车夫坐在门外等着，车夫告诉别的车夫我怎样被父亲吃巴掌，我面上更加火辣辣，比父亲打还痛。这一幕我竟一辈子也没有忘。

　　父亲有时出差，到江西跟木排，风雨兼程，晒得又黑又瘦。有次回家，我正坐在门口小凳子上看野景，父亲喊我名字好几声，我抬头望着他，竟好一会儿才认出，站起来叫父亲。

　　一解放，父亲就在鸣凰接收祖父的杂货店，重新租赁店面，开张专卖锅、碗、席条、铁钉、玻璃、桐油等杂物，打出的广告语是：“老少无欺，包退还洋。”一桶桐油，父亲一人可以搬动，双臂肌肉爆凸，绝对健美。每天吃过中饭，父亲与本镇邻近店主，结伴骑自行车上城批货，傍晚回来。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发生一件事。美术课考过无事，杨老师同意我们到隔壁惠化中学礼堂看排节目，哪知数学周老师借美术课来补课，把我们召回。凡去看排节目的同学，周老师要用戒尺打三个屁股。别人被打，别人愿意，我以杨老师叫我们去看排节目为由拒绝，坚决不让周老师打我屁股。我背起书包，夺门而出，跑回家。父亲支持我，带着我到学校讲理。老师不认错。在家歇了几天，结果父亲还是请一位唐老师说情，把我送去复学，守住了屁股免打的一缕尊严。

　　公私合营之后，父亲在信用社、供销合作社、合作商店做会计，也做营业员，直到退休。父亲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一丝不苟。只要看他记的账册，不管哪一年，哪一本，哪一页，行行整洁，字字端正，数目字匀称，一崭齐，像乐谱般优美。父亲的生命，物化为这些标本似的账册，换得满头飞雪，额上皱纹，脸上老年斑。

　　父亲只读过几年私熟，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他喜欢临柳公权玄秘塔帖，年纪轻轻，习得一手好字。节庆喜事，义务为乡亲写对联、写福字，有时也为人写信，写好了再一句一句读给人听，不厌其烦。本地的店名、桥名，多有出自父亲手笔。有时走在路上，他会停下脚步，痴痴端详所见招牌、广告或书法作品，以手指凌空模拟笔画，自叹不如，不胜钦羡。我上小学时，父亲手把手指导我临帖习字，他一面讲解，一面示范，一笔一划写给我看，我依样画葫芦。开始读鲁迅全集时，我选鲁迅语录，请父亲用毛笔写在好几册的扉页，现在成了父亲珍贵的墨迹。

　　初中时我是校篮球队队长，有一次校际比赛，打完球回家，父亲一见就咧嘴笑着说：“你远距离投篮，蛮准的啊——我有包打听来传讯！”父亲显然特别开心，我亦开心。

　　家里困难，我读前黄高中一年后辍学，工作了两年，1960年以同等学历考上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大学四年，开学父亲送我上火车；寒暑假放学，父亲常到火车站接我，不辞辛劳，甜在其中，乐在其中。

　　我在徐州读书，父亲到徐州看望我；我到盐城劳动、参加“四清”，父亲到盐城看望我；我到东台安丰从教，“文革”骤降，沦为“现行反革命”，父母亲备受煎熬，父亲到安丰看望我。我正被隔离审查，得到消息，凌晨逃出隔离室，寻去敲父亲住房的门，他不敢开门，不敢发一声，咫尺莫能相见，我被看守人员抓走。

　　父亲的懦弱、胆怯和对权力的畏惧，使他一生吃够了惊吓，受尽了屈辱。他看任何领导，都像绵羊看虎狼。但他从来不失眠，清白的良心是他安睡的枕头，头颅碰到枕头，他便鼾声响起，长驱直入沉沉梦乡。

　　父亲出生于1923年4月20日，因患膀胱癌，逝世于揪心、焦虑、剧痛、折磨、精疲力尽之后的1996年5月22日清晨5点58分。父亲，我的兄长般的父亲，虽已远去，但音容笑貌，分毫没有淡化。